公元 763 年，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去，然而，一场更为深重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代表的众多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全国陷入混乱，民不聊生。

大大小小的节度使多达数十个，他们肆意瓜分着大唐的江山，这场藩镇割据的乱局竟延续了百余年之久。

田承嗣此人，手握重兵，心术不正。他自任官吏，将朝廷的任命视为无物。所统治的魏博之地，赋税不再上缴朝廷，而是尽入其私囊。他还大肆扩充军队，麾下佣兵数万，盔甲鲜亮，刀剑铮铮。

其他的节度使亦是有样学样。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中，为所欲为。有的垄断当地经济，私铸钱币，致使货币混乱，商业凋零；曾经繁华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田间的庄稼无人耕种，到处是一片荒芜破败之象。

以李忠臣为首的一批将领，力主以武力平叛，他们热血沸腾，誓言要为朝廷收复失地，还天下一个太平。

以宰相王缙为首的文官集团，则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局势，恢复民生，逐步削弱藩镇的势力。两派大臣在朝堂上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公元 781 年，唐德宗试图削藩，引发了“四镇之乱”，战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此后，又有“淮西之乱”等一系列叛乱，让大唐的江山满目疮痍。

公元 800 年唐德宗推行两税法，试图为病弱的财政注入生机，然而藩镇割据如恶瘤般顽固，地方豪强肆意抵制，改革之途荆棘丛生。

公元 803 年，“泾原兵变”如一道惊雷划破长空，唐德宗仓惶出逃奉天。士兵的愤怒如汹涌洪流，冲垮了朝廷的尊严。

这场兵变，不仅是对朝廷统治的强烈抗议，更是中央权威衰落的醒目警示。社会的动荡如涟漪般扩散，人心惶惶，局势愈发失控。

唐文宗李昂不甘心被宦官控制，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于是出现了《甘露之变》。

公元 835 年，李训和郑注为文宗出谋划策，先是利用宦官内部矛盾，除掉了王守澄等大宦官。随后，他们计划以左金吾卫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由，诱骗仇士良等宦官前往观看，借机将其诛杀。

在实施计划当天，仇士良等宦官到达后，发现了埋伏的士兵，察觉有诈。他们迅速劫持唐文宗回宫，并派出禁军大肆屠杀参与谋划的官员，李训、郑注等人先后被杀。

甘露之变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量朝廷官员被杀，长安陷入血雨腥风，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政府机构瘫痪。

公元 805 年，唐顺宗登基，力图重振朝纲，遂起用王叔文、王伾等志士推行“永贞革新”。这场革新终究如昙花一现，黯然落幕。

在这混沌的时代，文化领域却似暗夜中的繁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诗人白居易以其犀利的笔触和深沉的同情，为苍生发声《卖炭翁》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生动地刻画了卖炭老人的艰辛；“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更是将底层百姓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公元 819 年，唐宪宗李纯掀起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迎佛骨活动。当时的唐朝，佛教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宪宗对佛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挺身而出，向宪宗呈上了《谏迎佛骨表》。韩愈深知佛教的过度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他在表中言辞恳切、激烈直斥佞佛的危害。他指出，自东汉以来，信佛的帝王大多寿命不长，国运衰败。

然而，宪宗看到这篇表章后，龙颜大怒。他认为韩愈此举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尊崇佛教行为的冒犯。宪宗全然不顾韩愈的一片忠心和其谏言的合理性，做出了将韩愈贬谪到潮州这一偏远之地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