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汉末四道——于吉

于吉,东汉末期的道士,琅琊人,被普遍认为是道教经典《太平经》的作者,《三国志》记载为孙策所杀。宫崇诣阙上师。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孙策尝於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不从,即催斩之,县于巿。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馀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搜神记》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策既杀于吉,每独坐,彷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

于吉的背景,《三国志》中记载他“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注意一个“道”字,这个字,便是仙与巫最大的不同,“道,就像水一样,无声无息无为而养万物,此道之力,人不可及,唯有无为而寻道方可及道,另行他路必自损道行。”因此,道人便是与仙最接近的人物。如果百姓向张角叩拜,也许人们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装神弄鬼,而如今百姓焚香顶礼膜拜于吉,却是因为他飘然的仙风道骨。其次,是于吉显露的神迹,命中注定于吉便是孙策的煞星,孙策不过第一次和他见面,便因为百姓对于吉表现出崇拜而恼羞成怒,“喝令:‘速速擒来!违者斩!’”可是接下来的一切,却显示出于吉作为术士的不平凡,刑场祈风祷雨,断头尸首消失,风雨夜显灵惊倒孙策,杀于吉之小卒为孙策误杀,道观显圣,直至后来镜中显灵,这一连串的诡异,让孙策心惊肉跳。

和张宝张角一样,于吉的威望也是因为“术”,但是他“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在“术”的使用上却与张宝张角有着不同。他治病救人,祈风祷雨,这一切都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在那个战乱频繁,烽火连天的东汉末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渴盼的就是安宁与幸福。可以说,于吉便是把准了民脉,将自己的术以仙家的天外之气表现于人前,处处为民祈福,赢得了江东人民发自肺腑的拥戴。

勇冠三军的“小霸王”孙策,空有一身胆魄,却只是匹夫之勇,当他因为民众拥戴于吉远远胜过他而恼羞成怒时,却丝毫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人民会这样衷心的爱护这位“活神仙”?须知,最难得者是民心,而绝非勇武,但是,“小霸王”并非无心之人,他杀于吉的理由确实令人三思:既然是一个隐遁于民间,有着飘渺神仙之气的术士,便应该追求的是超脱于三界轮回之外的安乐,为什么要不断显示自己的术,使百姓对他尊崇有加呢,反过来说,如果他作为一个并非求仙问道的术士,处心积虑地暗地里煽动百姓,制造大批追随者,他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享受人们的簇拥那么简单吗?

孙策的母亲吴夫人,都知晓其于吉的名气,还为这位于吉求情,可见其影响力,在江东丝毫不差于当初的张角,大家知道,孙坚本就是剿黄巾军的主力,孙策岂会不知于吉的危害,若任其壮大,那江东可就无宁日了,孙策在江东的统治势力,必会出现如张角对东汉那样的威胁,这样一来,孙策寻机杀了于吉就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足以说明孙策的高瞻远瞩,他深知东吴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安危,所以于吉之死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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