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民意这个东西几千年来基本上一直都是“被代表”的，大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所以高务实不需要去民间征集上百万个指印之类的东西，或者搞万名伞啥的，他只需要带起朝廷的舆论，造成“疏进不止”的局面，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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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人的意思就是“民意”，而大明朝的官员本身就是文人的代表。这个解释真是简单粗暴。

这样过了三天，高务实估计自己暗示出去的事大家应该都做好了准备，这时该是他自己打响第一枪的时候了，于是第四日一早，高务实的上疏递进了通政司。

这封疏文的题目是《为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请开藩禁疏》。题目已经点名了此疏主旨，那就是“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手段也似乎很简单：开藩禁。

“方今宗藩日盛，禄粮不给，不及今大破常格，早为区画，则将来更有难处者。

昔高皇帝众建诸臣，皆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

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内补之阶，此又一时也。

嗣是而后，骄侈渐盈，间作不典，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勒尽之，此又一时也。

合则人多禄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饼而膳，四十而未婚，廿载而不空，强者劫夺于郊衢，弱者窜入于舆皂，此又一时也。

夫高皇帝草创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难之日，思鉴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当。至若列圣以迄于今时，移世改恩，以义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尽者也。

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永乐间虽封爵渐增，亦未甚多也。而当时禄入已损于前，不能全给。今二百年，宗枝入玉牒见存者，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视国初不啻千倍，即尽今岁供之输，犹不能给其丰，况乎十年之后，所增当复几乎？又将何以给之？

议者谓祖制不敢擅更，殊不知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且国初亲王之禄五万，其余缎绢茶盐等用亦复万计，然不数年而止，给禄米又不数年而减为万石，又不能给而于代、肃、辽、庆、宁国诸王耳，岁给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

永乐间，禄数日殊，秦、鲁、唐府各五千石，辽、韩、伊府各二千石，肃府仅七百石，庆府虽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于数内拨给，是文皇去国初未远，而祖训之文亦不尽守矣。

况亲王出城，岁时训练，搜兵备武，祖训也，而靖难之后则寝之。郡王子孙一体，任用升转，祖训也，而累叶以来皆无之。则高帝祖训，列圣已难悉遵而行之矣。

其在今日，事势愈难，尚可胶柱以调瑟乎？

臣不揆狂陋，敢僭拟五事上请，惟陛下裁择：

其一，限封爵。查得嘉靖中议者请行限子之法，而世庙未允，臣谓生不必限，封则可限。今国朝历世二百余年，以亲论之，亦递降矣，除初封亲王姑照例袭封侯，三世而后再加详议外，其累朝所封宜立为限制。

如亲王嫡长子例袭亲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二，共三位焉。镇辅奉国将军有嫡子许封其二，无嫡子止许以庶子一人请封。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许封一子。以上各爵职，如有生子，数多不得尽封者，照旧请名。

有志读书者，与民间俊秀子弟，一体入学，应举登名科甲者，一如亲王事例，止外任官。其他力田通工等业，从便生理可也，如虑其力不能谋生，宜量为给资。

亲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赐之冠带，给银六百两；郡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二十，赐之冠带，给银四百两；将军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学，赐之衣巾，与各子俱给银二百两。则或仕或不仕，咸可无失所之虞。

倘其中更有游荡废业者，则譬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

或曰：‘如此则擅出城郭，如国之明禁何哉！’然臣常稽之祖训，并无禁出城郭之文，盖为近日放纵不法者设也。苟能各务生业，谨守王度，一有不检，稍加绳之，虽出城何害！

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职与交易愤争，将刑之乎？亦一切贷之乎？’臣谓宗室不加刑责，原非古道，夫人情有欲，所其平其情而不乱者，恃法耳。今宗室有过，不治以有司，是导之乱也。

且闻今之贫宗慵工，隶卒无所不为，匿名执役，甘心捶楚，若显拔缙绅之列，而均受举劾之公，分授四民之业，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