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大明的屯田还加速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比如在云贵地区，由于距离中原遥远，以前的朝廷一般都只能推行了羁縻的统治政策。经过长期的发展，云贵地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虽然表面臣服于中原，但实际上却是地方的小王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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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明进行大规模的军屯之后，大量的军队长期驻扎在云贵，形成了大量的卫所，将各大土司牢牢控制。一旦机会成熟，朝廷就可以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

比如在永乐年间，消灭了思州田氏，直接推动了贵州省(布政使司)的建立。

高务实之所以能将广西土司的绝大部分迁往安南，实际上也有这个前提：广西的军屯导致广西半数左右领土掌握在了朝廷手里，而这些朝廷直辖地区也会对土司形成事实上的压迫，土司们也希望更加“自由”，所以高务实一忽悠一个准，最后大多被他忽悠去了安南。

而此时朝廷因为有足够的军屯作为底子，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跟上，占据并开发那些原先的土司领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其实都是军屯带来的。

但是正如高务实在广西时所见的那样，大部分卫所兵几乎都是“乞丐兵”，这实际上也显示出军屯已经逐渐走向毁灭——因为军屯本身其实是建立在对军户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

军屯出产的粮食，除了自食之外，还必须交纳“屯田籽粒”。洪武年间规定，“人给田四十亩，岁征其半，余存自食”，也就是军户的产量一半需要上交。而军户本身就一直处于服役的状态，这使得国家对军籍户口的剥削是远远高于一般的民户的。

如果军户失去了土地，那就更惨，因为军户要“包赔屯田籽粒”。在大明中期开始，就有许多土地因为贫瘠而被荒废，但是军户不得不“终身佣身以输粮而不足者”。这个情况本书前文有述，此处不再重复。

总之就像此前说了多次的那样，卫所军屯的田地逐渐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军官所有，而军官掌握之后则会以各种名目将田产隐匿，最终导致兵部方面实际能拿到的军粮逐年减少，直到此前高拱清丈田亩。

清丈田亩除了清出许多官员、士绅隐匿的民田之外，还清出了大量的军田，前几年朱翊钧动不动就免灾区赋税有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但即使如此，因为有很多军田已经没法查清来历，现在的军屯依旧不复开国初期之盛况。

兵部之所以在丢了这么大一笔收入的情况下还能压制内部不表达反对意见，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高务实给出了一个承诺：财权既然上交户部，则兵部对各地卫所的开支责任也就一并移交户部了。

换句话说，以往卫所发不下军饷，当地军官也好、士卒也罢，骂的都是兵部，而将来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该骂户部了。

对于兵部而言，高务实这样改，他们的权力肯定减少了，但是回头来看，相应的责任也减少了。到底划算不划算，那就看自己怎么想。

户部自己不算，现在吏部和兵部也算是稳住了，问题就出在其余三部之上。

礼部的表现还算对得起“礼”字，至少没有骂人，他们主要是担心户部供给不支。礼部的开支除了日常办公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科考；二是祭祀；三是接待。

科考不用说，大明对科举考试的重视恐怕能算历代之冠，考生的许多支出都是朝廷负责的。比如说，哪怕在《纾驿路疏》执行之后，乡试、会试考生赶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驿站的，驿站按照标准提供给考生住宿、差旅等服务，而这笔钱最终归礼部走账支出。

现在高务实要收财权，原先供给礼部的各种实物固然不必礼部再去折算、变卖，但这笔支出也就归户部捡账了，礼部担心的就是户部万一拿不出来，影响了抡才大典，这责任谁负得起？

礼部尚书徐学谟自己倒没说什么狠话，但礼部一位心学派的员外郎在奏疏中就指名道姓的说了这么一番话：“嗣后倘使抡才大典囿于户部财窘而遇挫，高部堂可愿呈首以谢乎？”

万一将来因为你户部拿不出钱来，导致抡才大典受了影响，你高司徒是不是愿意献上自己的人头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