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工厂，人心浮动。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寻找新的出路。冶炼班的雍中华就是其中之一。

临走前，他在厂区外那个油腻的小饭馆摆了桌酒，请了几个平日要好的班组同事。

“兄弟们，我敬大家一杯！”雍中华端起粗糙的玻璃杯，里面是廉价的白酒，神情却有种豁出去的决绝，“这铁饭碗，我端了快五年，端腻了！外面天地那么大，我想去闯闯！”

工友们纷纷举杯，有人羡慕，有人担忧。

“中华，想好了？出去了可就没这旱涝保收的待遇了。”

“想好了！”雍中华一仰脖，辣酒入喉，“是好是孬，我认了！总比在这儿一眼望到头强！”

那顿饭后，雍中华便像一滴水汇入了南下的洪流，消失在厂区的视野里。他的离开，像一颗石子，在更多不甘沉寂的年轻心里漾开涟漪。

雍中华的父亲雍福林，还住在5栋自己搭的平房里。他和妻子刘桂珍的争吵，几乎是那栋楼的固定背景音，为柴米油盐，为鸡毛蒜皮。雍中华要走前一个月，实在受不了父母整天争吵，也受不了冶炼工的艰辛，对父母说：

“爸，妈，这活不是人干的！我要搬出去！”雍中华把满是汗渍的工作服摔在地上。

“搬出去？你翅膀硬了？”雍福林瞪着眼。

“我就硬了！”雍中华梗着脖子，他悄悄交往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朋友，此刻成了他的勇气来源，“我有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