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顿牧师的这个提议,并没能在第一时间打动大主教，尽管他也知道机会宝贵，不可错失——远东的变故,迟早会传回欧罗巴大陆，并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在整个欧罗巴扩散开来，即便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汤若望这封说了许多真心话,判断了未来局势走向的书信，但是,在华夏生活的欧罗巴人为数不少,他们也会有眼睛去看，事实上，英吉利商船已经开始小规模地和买活军贸易了，说不准，现在就有不少书信正在海面上乘着信风飞奔,往游子们的亲戚、赞助人,或者是情人而去呢！

但是，比起被这股子紧迫感裹挟，匆匆忙忙地下了草率的决定,大主教认为这样重大的决定必须慎重考虑——到目前为止,东印度公司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宗教倾向,这似乎是这些新兴的商人阶级的一个特点——没有任何坚持的东西,唯利是图。

当然，这不是说贵族就不爱钱了,如果不爱钱，华伦斯坦就不会因为一次婚姻介绍对移鼠会死心塌地：对于开支巨大的贵族来说，迎娶一名富有的寡妇，往往是他们的梦想。寡妇所掌管的巨额财产将完全由他们所得,同时，她们操持家务与社交的本领，也早已在第一次婚姻中得到了验证，倘若已有所生育，那就更好了，这证明了她们的健康，一个富有的寡妇能为贵族的排场提供金援，为他们生下继承人，这两样东西都是贵族梦寐以求的。

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贵族和商人的区别了——贵族贪财，主要是为了花掉，他们所追求的是豪奢、浪费和体面，是用钱财换取到的荣耀和机会，为了更加任性地生活着。他们往往会沉溺于各式各样的意气之争中，会轻易地为了理念而付出生命，至于钱财更加不在话下，钱没有了，他们可以继续利用贵族头衔想方设法地去挣，去压榨，或者通过战争来一次性获取更多。

但是，商人爱钱却仅仅只是爱钱的本身，他们既没有什么信仰，似乎也没有什么生活的情趣，他们花钱就只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商人们对宗教往往也采取讨价还价的态度，每一次供奉都想要榨取出双倍的社会价值回馈，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团结在国王周围，和教会的关系相当冷淡，没有什么商人会拒绝和不同信仰的顾客打交道，这就是贵族和商人最大的区别。

教会的好时候几乎已经过去了，这是所有神职人员的共识，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会的地位一度曾高到国王也只是土地的附庸，教会几乎管理着人们从生到死的一切——当然，时至今日，欧罗巴依旧是高度宗教化的大陆，信仰已经和呼吸一样自然了，人们遵从宗教的规范生活，甚至比遵从法律的规定还要更加仔细，但是，教会的权力的确在不断的萎缩，这一点在圣公会是尤为明确的。

看看弗朗机人和旧教，弗朗机人在亚洲的开拓，和传教士几乎是密不可分的，总督府、大教堂、码头上的海兵卫所，这一定是一个殖民港口的标准配置，一手生意，一手传教，二者结合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东印度公司就只是公司而已，迄今为止，不论是圣公会还是清教，都没有派遣传教士前往印度，而如今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也迟迟没有组织圣公会的传教士大规模前往。

大主教知道，这是王室又一次玩起了含糊不清的平衡游戏，一方面，在童贞女王执政晚期，她一改自己对新教的信仰，开始压制清教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她又放任清教徒前往北美，让这个日趋重要的殖民地遍布了令圣公会厌恶的寒酸味。如此一来，圣公会的势力在国内虽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但在海外殖民地，宗教不是以清教为主，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而激进派清教虽然在本土受到了压抑，但还有北美这个出口，矛盾虽然很大，但始终没到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种微妙而反复的态度，充斥了整个英王室的执政历史，被两代国王非常好的贯彻了下来，童贞女王死后，她的继任者，‘最聪明的傻瓜’詹姆斯，虽然粗鲁自大，不断吹嘘君权神授，执政手腕也显得粗糙，但却始终在大陆的全面战争中能够独善其身，从不轻易表态，而如今的国王查理，把权衡之术推向了登峰造极——他受着清教徒的教育长大，却对清教表现疏远，甚至还娶了一位信仰旧教的法兰西公主！

这个决定，让国内的旧教徒喜笑颜开，缓和了英吉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弗朗机的关系，但对圣公会和新教来说，却令他们不得不捏着鼻子咽下这个苦涩的事实——对英王来说，宗教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当然了，或许所有的国王都这么想，但也没有谁表现得和查理这样直接。

这样的做法，对国王当然是有好处的，有了清教作为竞争，大主教不得不谨言慎行，每一步都再三考虑，再也不能和他的前辈们一样，享受着高高在上的快乐，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奢靡生活：教会的财权一收再收，印赎罪券的好时光早已过去了，现在，信徒对教区的奉献当然还很丰厚，但教堂从人民收入中分割的份额则已经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