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盖顺利打开，闪光灯亮了一下。一切正常。

刘飞把相机放下，没有继续试。这台相机不需要再试了，它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去拍新的照片，去记录新的故事，去成为另一个人的记忆。

他在“旧物余生”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台相机的故事，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他加了一句：

“它的上一卷胶卷拍的是夕阳。希望它的下一卷胶卷，拍的是日出。”

正月初十，店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周先生——那个在枪火声中开十六度空调的年轻人。

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些，也精神了一些。头发剪短了，胡子刮干净了，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卫衣，看起来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人。

“刘师傅，”他站在店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袋子，“我来给你送个东西。”

刘飞接过袋子，打开一看——是一套全新的空调滤网。

“你不是说我那台空调的滤网太脏了吗？”周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买了新的，换上了。旧的洗了洗留着备用。这套送给你，你店里应该用得上。”

刘飞看着那套滤网，又看了看周先生。他的气色比上次好了很多，眼底的青黑淡了，说话的时候眼神也不像以前那样躲闪。

“最近睡得还好吗？”刘飞问。

周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多了。你上次跟我说，设二十六度就够了。我试了试，真的够。而且开了二十六度之后，空调也不那么吵了，睡得比以前踏实。”

他没有说的是——他最近开始出门了。不是因为必须出门，而是因为他想出门。他报了一个健身房，开始跑步，开始吃正常的饭，开始回复朋友的消息，开始在不是深夜的时候拉开窗帘。

这些事跟空调没有任何关系。

但有时候，一个人的改变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的——比如把空调从十六度调到二十六度。那十度的差距，不只是省电，是一种不再跟自己较劲的温柔。

“那就好。”刘飞说。

周先生走了之后，陈鹏看着那套滤网，忽然说了一句：“飞哥，你有没有发现，你修的不只是电器？”

刘飞正在整理工具，听到这句话没有抬头。

“我知道。”他说。

二月中旬，刘飞接了一个他职业生涯中最难修的活。

不是技术难，是心难。

客户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姓姜，退休教师。他抱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来到店里，把录音机放在工作台上的时候，动作轻得像是在搬一件瓷器。

录音机是夏普的，双卡座的，八十年代的产品，外形像一个小型的音响系统。两个巨大的喇叭，一堆按键和旋钮，可以放磁带、可以录广播、可以当扩音器用。在当年，这东西是家庭娱乐的中心，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家庭影院。

“刘师傅，”姜老师的声音很稳，但刘飞注意到他的手指一直在摩挲录音机的提手，“这台录音机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用了我和我爱人半年的工资。三十多年了，一直没坏过。前几天突然不出声了，喇叭里面有沙沙的声音，但放磁带没声。”

刘飞伸手摸了摸录音机。

信息涌进来，又慢又长，像一部老电影在慢放。

——录音机的主放大电路中的一个电容老化了，容量下降，导致音频信号无法正常放大。这是所有老式音响类电器的通病，电解电容的寿命到了，干涸了，失效了。

——磁头磨损了，高频响应下降，声音会发闷。但还可以用，不需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