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工资七万二，房租和日常费用三万多。前期欠录音棚四万八，宣传公司那边还有六万没结。叶蕾的新专辑要继续做，下周至少得拨五万。”

每一笔钱都有用处。

也正因为都有用处，才更难砍。

宋轲点上一支烟，拿笔在账本上依次画了几道。

“工资不动，录音棚先结一半。宣传公司的钱跟他们商量，推二十天。叶蕾的制作费照拨，别让棚里停。”

财务算了一遍：“这么排，月底还差七万左右。”

“我来想办法。”

财务没有走。

“宋总，上个月您也是这么说的。”

宋轲握着笔，半晌没出声。

《我去两千年》卖得确实不错，十几万张正版放在眼下的内地市场，已经足够让不少同行眼红。可是销量是销量，现金是现金。

制作费要提前付，宣传不能等，员工每个月都要发工资；发行商却要铺货、对账、计算退货，再一层层结算。外面的盗版磁带已经摆上地摊，麦甸自己的钱还压在渠道里。

港片那边更狠——茶餐厅里围着地产商、贸易老板游说投戏的导演，比找发行的还勤；有组子据说找了十几家才拿到台湾一笔救命钱，后期都不敢补拍。

最麻烦的是，公司不能因为缺钱就停下来。

今天不收歌，半年后便没有歌可发；现在不养新人，一年后手里就没有新人可用。一家音乐公司一旦只剩下追讨旧账，离关门也就不远了。

宋轲把烟按灭：“先按我说的办。”

财务抱起账本出门，正好和高晓嵩撞了个照面。

高晓嵩夹着一卷曲谱进来，看了一眼被制作助理放回架子上的三盘样带。

“新人不做了？”

“往后推。”

“那个男孩的嗓子有点意思，推两个月，人可能就签别人了。”

宋轲把宣传排期递给他：“那你说，从哪儿省？”

高晓嵩没有接。

他虽然不管财务，也知道桌上这些单子意味着什么。

麦甸不是没有好作品，而是好作品越多，前面等着张嘴吃钱的项目就越多。朴述红了，宣传要跟上；叶蕾的唱片做到一半，不能扔；遇见合适的新人，错过了可能便再也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