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公再有变动之后，蔡邕仍未确认徐岳之后的下一个人选。

而且有能力的高官们有几人能看得上还不如太学博士的鸿都文学？就跟太史令刘洪一般，前途正好，怎么会主动往低处走呢。

刘辩却不想再等了，在他看来，学生好不容易已经借着太学招生的东风和他前些日子的操作召齐了，首批各科加起来足有两百人，皆是有些学识功底的，不用从零开始。

既然这样，那就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呗，岂能因为找不到合乎心意的鸿都文学就荒废时日。

就以农桑来说，就算找不到精通农事的饱学之士，退一万步来说也可以找善于种地的老农，善于纺织的织工，让诸生们对农桑先知根知底再说。且中间还有精通实务的小吏可选。

就在刘辩打算找蔡邕摊派之际，在尚书台和三公府的通力合作之下，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适合担任农科文学之人。

颍川枣祗，在乡中有些名望，对农事颇有研究，目前在郡中为吏。

刘辩思索良久，才隐约记起此人大约是历史上帮助曹操屯田的人，当时就要立马下令征辟，去和颍川太守李旻抢人。

话到嘴头，刘辩停了下来，召蔡邕相见。

刘辩急，蔡邕同样很急。

他始终不想降低要求，但要求提的太高却找不到人，这让他最近一段时间有些着急上火，嘴上都起了个泡。

面对老师兼岳父，刘辩不愿逼迫过甚，先说道：“蔡师，鸿都门学各科新设，正是求新之际，其实不必考虑一步到位。日后还要根据实际状况对各科进行调整增减。”

刘辩考虑到宫中的董太后与何太后，鸿都门学最终还是没有改名，也算是给先帝多一分存在感吧。

蔡邕也有他的道理：“陛下，臣以为教人应以德为先，德在前，才在后，方是正道。”

以儒家的教育风格，师长当以身作则，所谓上行下效，这是蔡邕采用高要求的根本原因。

刘辩很早就明白在这人治的时代，德行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选官标准，所以并未多言，只将尚书台送上来的关于枣祗的资料交给了蔡邕，问道：“蔡师以为此人如何？”

“枣祗虽在颍川之外无名，这是因为他出身不显，又非慷慨激昂之人。他在经学上也有些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