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先扬后抑，在对刘辩的吹捧中顺便将谏言的事情给干了。

军中有人怀疑蹇硕会借着公事谋私利，其中有没有蹇硕是宦官的原因呢？毕竟蹇硕在当小黄门时名声可不咋地。

崔琰离开之后，刘辩思索起来，现在宦官的名声依旧很差，他在考虑将来改革税制之时要不要动用宦官。

此事没法与卢植或是荀彧他们商量，因为他们必然是不会愿意的。

现在的汉室就像一辆在走下坡路的车，早些年的天灾人祸为这辆车加了多次油门。先帝执政的最后几年终于对于汉室的现状有了警醒，从一路踩油门狂飙变成了踩刹车，又有刘辩和以卢植为首的一众贤臣们发挥作用，而今下坡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想要重回上坡路，重新度田是必须要做的，与之相比，改革税制更像是顺带手的事——反正两件事都阻力重重，反对的是同一批人。

把这事做成了，不敢说能解决汉室现有的所有问题，但汉家的大部分矛盾都能得到缓解。

当初光武帝面对天下叛乱有足够的威望或是派使者、或是直接调兵平乱，最终戡乱。

虽然而今的郡国兵和中央营兵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但架不住郡国众多而营兵少，刘辩登基三年多，虽也干了不少事，却远没有开国之君的威望。

不过崔琰的话同样提醒了刘辩，他再度找来卢植。

相比于宦官，兵权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这是光武帝重新度田的凭仗，也是刘辩将来重新度田的凭仗。

刘辩虽然安排了崔琰这些人进了北军和西园军，但总体上营兵们还是延续了以往的风格，只是刘辩对于将官克扣士卒钱粮之事看管的更严罢了。

现在各地都很平静，唯一还有乱子的卢水胡汉室早有准备，闹不出多少幺蛾子。

在封建时代，指望士卒们在大军之中有自己的想法是很难的一件事，实际上，以严苛的军法来论，尤其是在战时，更是力图把士卒们变成只知道执行军令的人偶，什么主观能动性，那不是底层士卒该思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