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这些资料递给了检察官，并且说道：“我想请我们证人，可以证明孙征义对沈小晴的文件有不满。”

“准。”

就看着门打开，走进来的是生产科的赵科长。他说道：“孙征义和我是同乡。他从项目开始就跟着项目，我们的配合也很默契。虽然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压力，但是他从来都不服输。但是沈小晴回来之后，他每次来到了工厂车间，整个人都有些颓废。我们问他他也不说，就是在晚上喝酒之后，他说自己觉得憋屈，觉得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还有一个大学都没有上的丫头。”

“做伪证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请证人确认。”

“我十分确认。当时和我们喝酒的还有另外一个老乡。他也在我们厂里，叫做钱三宝。”这人说道。

“我反对！”这是沈小晴第一次发言。

“请说。”

“这个并不能证明孙征义的死和我有关系。难道一个学生，因为作业很难，然后就选择跳楼自杀，这是作业的错吗？一个工人无法完成工作，内心愧疚，这能说是工作杀死了他吗？”沈小晴举了两个例子指出了对方逻辑上的错误。

审判官的目光看向了张友昌，在等着他和他的辩律师的回应。

张友昌只是垂着眼，一句话都没有。

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举手示意。经过审判官的同意之后，他说道：“即使沈小晴的理论是正确的，也能看出来孙征义是有自杀的欲望。整件事情和我的当事人无关。”

沈小晴终于明白过来了，眼前这位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并非企图把自己卷入其中，他真正的目的仅仅是要为张有昌争取无罪辩护。此时此刻，如果自己贸然发表意见，反倒会给人一种刻意诬陷张友昌的错觉。

于是，她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原告席上的公安干警们。

这时，一名公安干警站起身来，语气坚定地说道：“经过我方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孙正义的办公室阳台处发现了他衣物被撕裂的丝线痕迹。换句话说，可以推断出他的上衣在某个瞬间勾住了窗户尖锐的边角。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真心选择跳楼轻生，那么在窗户边缘留下的线头理应来自于其所穿的裤子才对。因此，综合种种迹象表明，孙正义极有可能先是遭受他人击打致晕，随后又被无情地推下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