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约翰逊局长调整了一下坐姿，语气坚定地说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确认转基因安全的科学实验方来源广泛，他们来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利益的众多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利益上几乎不可能勾结起来欺骗大众。而药品研究在很多时候可能会被少数财团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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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管控机制上，转基因食品也比药品更加严格。国家专门设立了转基因安全评估机构，这个机构中的成员都是各个领域最顶级的专业人士，其中有许多都是院士等权威专家。而药品仅仅只是普通的商业产品，并没有这么多权威人士以及权威机构对其进行‘盯梢’。

同时，由于转基因话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全球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紧紧地‘盯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一些职业打假机构，他们都巴不得看见转基因产品出现安全问题。那些对美国大量低价倾销产品不满的欧洲国家，也都在盼望着能够发现转基因出现安全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借口来抵制进口。所以，转基因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律都是战战兢兢，一百万个小心翼翼，在产品质量上确保万无一失。因为任何一个安全问题一旦被曝光，百分之百会立即导致社会舆论掀起滔天巨浪，相关企业会马上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就从侧面确保了转基因食品在理论上比传统食品更加安全。而药品在这方面并不具备如此高的关注度和舆论压力。”

这位局长加重了语气，强调道：

“最后，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转基因科学比药品更加高端，也因此不可能埋伏隐患。转基因属于生物工程育种，它涉及到分子生物学、食品毒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药品涉及的学科相对较少。在研究机构的数量上，研究转基因的研究机构数量要比研究药品的机构更多。药品被发现存在问题的周期往往很短，甚至可能上市一两年就会出现问题。然而转基因研究已经有接近70年的历史，大规模上市也已经接近30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安全事故。用于在全球大规模养殖动物，动物也健康地繁衍了很多代，同样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所以，总体而言，拿历史上极少数药品出现问题的例子来对比转基因安全性，是完全不恰当的。”

张启专注地听完约翰逊局长的长篇阐述，不住地点头，眼神中多了几分钦佩：

“局长先生，您的解答真的让我茅塞顿开。您从各个维度，无论是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技术的核心原理，还是严谨的风险管控机制以及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都全方位地为我剖析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的来龙去脉。我深刻认识到，之前拿药品事故来类比转基因确实是有失偏颇的。转基因食品背后有着如此坚实的科学依据、严格的监管流程以及全球众多科研力量的支撑，其安全性是有着多重保障的。

这也让我意识到，在向大众传播转基因知识时，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将这些专业且令人信服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更多民众能够消除误解，正确认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感谢您如此耐心且专业的解答，这无疑为我今后看待相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