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研究的，给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不善言谈，但一谈起他们研究的领域，立刻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王犇也是一样，说到他的研究领域，根本就停不下来：
“真要说起来，生物防治最早起源应该还是我国，具体有文献记载的内容，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到了现代，我们在生物防治领域的研究，仍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应用方面，就有些差强人意了。许多国家通过加强卫生与公众服务系统、提高预防卫生安全威胁的能力、确保供应链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投资开发新的药品生产工艺，来减少对外依赖并拓宽本土生物医药技术产品。全球生物害虫防治市场销售额逐年增长，特别是在蔬菜和水果、草坪和园艺、庄稼等领域，这一趋势，已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王犇说到这里，王庚寅一个人推开门走了进来。
王犇停下来，跟梁栋一起扭头看向王庚寅，王庚寅笑道:
“你们继续，不用管我。”
说完，自顾自地坐在了旁边。
王犇还真就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讲道：
“到了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吃饱穿暖的问题，早已得到普遍解决。那么，当我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以后，就开始追求起了生活质量。前些年，我们国家经济主要呈粗犷式增长，为了追求GDP，牺牲了许多东西，比如环境，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我就不说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食品安全。民以食为天，吃得健康，永远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在片面追求搞活经济的那些年里，为了迅速提高产出，牺牲的就只有品质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这个DDT的发现，由于其制造成本低廉，杀虫效果显着，一经问世，迅速风靡全球，一度被世界誉为‘杀虫良药’、‘万能杀虫剂’。但是，我们在接受DDT所带来的总总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时接受它最大的一个副作用——不易被自然降解，能够在生物体内不断积累。有科学研究发现，许多鸟类、昆虫的灭绝，都与DDT脱不开干系，科学家们甚至还在南极的企鹅体内发现了DDT的残留！所以，到了1991年，DDT就被全球禁用了。不过，到了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解除对DDT的禁令，允许部分地区以安全有效的方法重新启用DDT，主要用于控制蚊子繁殖以及预防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热带传染病……”
王庚寅见儿子始终讲不到重点，就咳嗽两声，提醒道：
“这是在家里，不是在你的课堂，小梁也不是你的学生，你没必要跟他讲这些学术性的东西。”
王犇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不过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继续道：
“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像DDT这样的高毒农药，优点是制造成本低廉，杀虫效果显着，缺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比如严重破坏环境，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等。后来，我们就逐步取缔了高毒农药，用低毒高效农药，替代了高毒农药。但是，低毒高效农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几家国际巨头垄断，我国虽然拥有两千多加农药制造企业，但都要购买别人的专利，主要利润都被那些国际巨头收割了。即便如此，高效低毒农药的残留问题，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重点，说重点！”王庚寅再次提醒儿子。
王犇看了父亲一眼，然后道：
“生物防治，与高毒农药和高效低毒农药相比，优势十分明显。生物防治的优势，主要在于针对性强，不会产生耐药性，杀虫效果更加显着，而且还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也不影响人体健康。但是，生物防治相对来说，具有成本高、见效慢、不太稳定等缺点。我们到下面搞生物防治试点的时候，免不了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每当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最初与那些地方主官打交道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们的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一旦我们要谈到实质性的合作时，阻力就会接踵而来。这里面反对我们最坚决的，就是搞病虫害监测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大多跟那些农药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白点说，就是我们动了那些人的蛋糕！”
王犇说到这里，总算扯上了正题。
王庚寅中途返回，应该就是怕儿子说起专业领域，犯了长篇大论的老毛病，见他好不容易扯上正题，就打断道：
“小梁，王犇这个项目，有着天然短板。一个是会动了某些人的蛋糕，一个是周期太长。但是，我感觉这个项目跟小梁你的某些理念十分契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王犇推荐给你的主要原因！我知道小梁你不管是在槐安，还是在景川，对食品安全问题都十分关注，而农药残留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中的重要一环，不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就枉谈食品安全！”
梁栋能理解王庚寅的心情，他把儿子推荐给梁栋，少不了有为他儿子的前途着想的意思，但同时也有出于公心的一面。
这父子俩，一个致力于养殖领域，一个致力于生物防治领域，都是梁栋心中佩服的人。
“王老，从我还是何冲乡副乡长的时候，就特别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要不然，我也不会大力扶持乡里发展土鸡养殖了。现在想起来，好像茫茫中一切自有定数，要不是因为我有着这份心思，就不会想着去岭西农大找技术支持，也就不会认识王老。如果我没有认识王老，说不定我的人生也将会是另外一种风景了。”梁栋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