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使”这一职务的正式设立，标志着大华进入了地方三权分立的时代。

三权分立自古有之，各种含义，各种形式，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前有汉高祖刘邦所创外戚、功臣、宗室藩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后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管决策、审核、执行的“三权分立”。

远在大洋彼岸，还有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

大华在地方上的三权分立，则是执政权、掌军权、监察权的分立。

从汉末到前祁，地方军阀诸侯一直是朝廷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其棘手程度不亚于外敌北燕。

远的不说，且说十几年前的陆澄，就在荆州称王称霸，统帅数万荆襄军控制了荆州一切军政要务。

荆扬之争，也源自于中央和地方的对抗。

再往前数，汉末三国的州牧刺史则更是如此，到处都是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

割据的形成，无非是各种权力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若想避免割据，就必须将权力分散开来。

第一步收回军权，孟遇安在多年前早已迈出。

自安华军创建起，所有招募和收编的军队都在孟遇安麾下统一了标准。

每下一城一池，安华军便壮大一分一毫。经年积累之后，方成今日磅礴之势。

这浩荡数十万安华军的最高领袖，有且只有孟遇安一个人。

驻守各州的军队虽名为“地方军”，但其实都直接隶属于中央，一切调度也都只听从中央指挥，地方官无权干涉地方军队。

统领各州驻军的将领，无一不是孟遇安的心腹爱将，譬如目前益州的徐康、雍州的赵无戈、并州的独孤佑、豫州的钟弼、幽州的顾修之等。

但即使是心腹爱将，每过几年，这些地方守将和军队都要进行换防。如陆澄那般独守荆州十几年的情况，无疑是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在掌军权的问题解决后，执政权和监察权的分割终于在此时有了眉目。

诚然，“中央监察地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刺史”最初也只是汉武帝所创的负责巡视郡县的监察官，后来权力愈发膨胀，最终在东汉时期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执掌一州军政大权。

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便是一开始就赋予了刺史过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