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年间，南唐不仅丧失了大片领土，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战事的失利，使得南唐国内人心惶惶，民众生活困苦，国库空虚，军力疲敝。李璟深感无力抵挡后周的猛烈攻击，国家的存续已经命悬一线。

在这样的绝境之下，李璟不得不放下帝王的尊严，选择了屈辱的求和之路。他派遣使臣携带厚礼前往后周，请求停战，并愿意割让土地、缴纳岁币，以换取后周撤军，保全南唐的残余疆土与国祚。尽管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丧权辱国，但在生死存亡面前，李璟别无选择。

后周世宗接受了南唐的求和请求，双方达成协议，南唐割让了大片土地，并承诺每年向后周纳贡，后周则撤回了部分军队，暂时缓解了南唐的军事压力。然而，这次求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唐衰弱的局面，反而暴露了南唐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全面颓势，使其在周边列强眼中成为可以轻易拿捏的对象。

六、迁都南昌与国势衰微

面对北方后周政权的强势进逼与军事压迫，南唐中主李璟在保大十三年（955年）后，面临着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抉择。在经历了领土丧失、军事挫败与屈辱求和后，李璟意识到，仅凭现有的国力，已无法与后周正面抗衡。为躲避后周的军事威胁，同时向其表明南唐无意再起冲突的决心，李璟做出了一个痛苦而无奈的决定——迁都。

原本位于繁华江南心脏地带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是南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享有“六朝古都”之美誉，其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人口稠密，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然而，在后周铁骑直抵长江北岸的严峻形势下，金陵已无险可守，成为前线城市，随时可能遭受攻击。为保全国家命脉，李璟决定将首都南迁至相对偏远的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并将其改名为南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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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迁都之举，对于南唐而言，无疑是一种战略收缩与防御姿态的明确表达。它标志着南唐从此前的主动扩张政策转向了被动防御，放弃了对北方地区的争夺，转而寻求在相对安全的南方地区巩固政权，保存实力。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南唐国势的明显衰退。

首先，迁都导致南唐的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金陵作为南唐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吸引各方人才、资源汇聚的磁石。迁都南昌后，南唐的政治中心远离了繁华的江南腹地，与北方诸国的交流与互动大大减少，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相应减弱，国家的凝聚力与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其次，经济基础的动摇加剧了南唐的衰落。金陵作为南唐的经济中心，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厚的税收与物资支持。迁都后，南唐失去了这一重要的经济支柱，财政收入锐减，加之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进一步制约了南唐的发展潜力。

最后，迁都对南唐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金陵作为南唐文化的发源地，汇集了众多文人墨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迁都南昌后，南唐的文化中心转移，许多文人士大夫选择留在金陵或流散四方，南唐的文化影响力随之减弱，社会风气亦趋于保守封闭。

七、晚年病逝与身后哀荣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六月，饱受内外煎熬的李璟在南昌病逝，享年46岁。尽管他在位期间南唐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但鉴于其作为南唐开国皇帝李昪之子的身份以及在位早期对内政的某些贡献，其死后仍被追尊为庙号元宗，谥号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史称南唐中主。这一谥号既包含了对其早年治绩的肯定，也隐约透露出对其晚年失策的惋惜。

综上所述，李璟的一生，既是南唐由盛转衰的历史缩影，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权力斗争与国家兴衰的典型写照。他以雄心壮志开启了自己的帝王之路，却在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李璟的故事警示后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如何审时度势、妥善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