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逐发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与严嵩随世宗南巡，因在是否上表祝贺显陵拜谒一事上意见不合，世宗逐渐对夏言有所不满。随后，夏言因迟到及未使用御赐银章上奏而触怒世宗，被剥夺少师勋位并致仕。不过，世宗怒气稍解后，很快允许夏言复职。

第二次被逐在同年的六月，因雷电破坏奉天殿事件，夏言再次迟到，遭到谴责。尽管不久后世宗归还了收回的银章和墨宝，但夏言的命运并未因此稳定，他在处理九庙火灾和昭圣太后丧事时的疏忽，再次触怒世宗，被迫二次致仕。夏言以边境防务策论及青词重获世宗原谅，得以回私宅养病。

第三次被逐发生在嘉靖二十年代，这一次，夏言与权臣郭勋的矛盾成为导火索。郭勋被弹劾后，夏言的态度反复，加之与宦官高忠的牵连，以及在礼制和日常行为上的争议，最终导致世宗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严嵩趁机进谗，利用夏言与自己的矛盾，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中伤，促使世宗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下旨罢免夏言。

夏言被罢后，生活陷入低谷，但他并未放弃希望，通过节日上表祝寿等方式试图挽回皇帝的好感。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世宗对严嵩的不满给了夏言复出的机会。夏言回归后，立即展现出了强势的一面，急于清除严嵩的影响，但他的专断与排除异己的做法，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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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惨遭冤害

嘉靖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546-1548年）间，夏言的命运因河套战役的争议而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这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点，也深刻映射了明代晚期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

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夏言基于其一贯的激进与爱国情怀，加之与曾铣的私交，对此事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相信曾铣的忠诚与能力，认为这是重振国威、拓展疆域的良机。然而，这一主张并未得到世宗皇帝的完全认同，世宗对夏言的动机产生了怀疑，担心其因私人情感而偏离国家利益。尽管初期世宗对复套计划持保留态度，但在曾铣取得初步胜利和群臣的普遍支持下，世宗的态度一度有所松动，甚至表现出积极鼓励的姿态。

转折点出现在嘉靖二十七年初，当兵部无法就复套计划的细节，特别是后勤保障和胜算分析给出满意答复时，世宗的疑虑与不满再次浮现。此时，夏言的政敌严嵩看到了扳倒对手的绝佳时机。严嵩通过亲近皇帝的宦官，不断贬低夏言，同时利用其擅长的青词写作进一步赢得世宗欢心。在夏言与曾铣的复套策略面临质疑之际，严嵩适时地表达了对复套的反对，同时巧妙地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声称夏言独揽大权，自己则无辜受累，这一策略极大地影响了世宗的判断。

面对严嵩的攻击和世宗的怒火，夏言虽尽力辩解，甚至指出了严嵩的诸多不实之处，但世宗已深陷于严嵩编织的舆论网中，难以辨明是非。夏言最终被罢免，失去了所有官职，这还不足以平息世宗的怒气，加之仇鸾的诬告和曾铣的牵连，夏言的命运被彻底锁定。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指控和不公正的审判后，夏言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最终在西市被斩首，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夏言的悲剧，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他以一颗报国之心，却因政治斗争的残酷与皇帝的多疑而陨落。直到隆庆年间，明穆宗即位后，夏言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赐谥“文愍”，这不仅是对夏言个人的肯定，也是对那个时代政治风气的一种反思与修正。

结语

夏言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写照，是正直与权谋较量的缩影。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以一腔热血和无畏精神，践行着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虽然结局令人唏嘘，但其精神光芒却穿越时空，激励着后来者。夏言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史，更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士人风骨与政治生态复杂交织的生动展现。在权力的棋局中，夏言以自己的方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