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萼先是被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并提督四夷馆，接着被任命为日讲官，直接参与皇帝的日常学习与决策过程，显示了皇帝对他的高度信赖。在此基础上，桂萼不断提出各类改革与管理建议，如提议国子监生放假探亲、请求重用王守仁等，均得到了明世宗的积极响应。他与张璁共同编纂的《大礼全书》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被更名为《明伦大典》，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理论上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在朝中的地位上升也伴随着对反对声音的强力打压。面对南京给事中邹架等人对其不称职的弹劾，明世宗并未采纳，反而继续赋予桂萼更多的职责，如代理刑部事务，甚至在吏部左侍郎空缺时，明世宗直接指定桂萼接任，打破了常规的推举流程，显示了对桂萼的极度信任。他还获得了象征荣誉的银章，并被允许以密封上书的形式参与政事评论，这是对桂萼忠诚与贡献的高度认可。

在这一系列的晋升与赏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桂萼被加官为太子太保，甚至在《明伦大典》成书后，他又被赐予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其子也被荫封为中书舍人，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荣耀，标志着桂萼在朝廷中的地位几乎达到了顶峰。

然而，桂萼的快速崛起也伴随着争议与反对，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如对修通惠河的反对和在军事策略上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出他在执行政策时的决断力与面对不同声音时的坚持。尽管如此，明世宗始终站在桂萼一边，为其排除障碍，确保其改革与管理措施得以推行。

六、入阁辅政

嘉靖八年，桂萼的仕途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成为明世宗身边的重臣。在进入内阁之初，桂萼承担了诸多重任，包括参与殿试读卷、监修《大明会典》以及进呈《舆地指掌图》等，这些工作不仅彰显了他在学术和行政上的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桂萼的行事风格和政治决策开始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和担忧。孙应奎的上疏直接批评桂萼等人，尤其是指出桂萼“作威作福，私纳财贿，阻拦压抑气节之士，结党营私”，这一指控直指桂萼的道德与政治操守，使明世宗不得不对桂萼有所警觉，要求其改正错误。

面对朝中日益增多的非议和皇上的警告，桂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两次上书称病求退，试图以退为进，缓解舆论压力。同时，礼科给事中王准弹劾桂萼私荐亲信李梦鹤之事，进一步将桂萼推向风口浪尖。尽管吏部调查后为李梦鹤辩解，但此事已深深触动了明世宗对桂萼的信任，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针对桂萼及其同党的调查。

陆粲的上疏更是将矛头直指桂萼与张璁，列举了两人种种不法行为，如受赂举荐、结党营私等，这些指控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明世宗最终不堪舆论压力，决定揭露张璁、桂萼的罪状，并令桂萼以尚书身份退休，张璁也被免职。然而，这一决定很快因霍韬的上疏和明世宗对案件的重新审视而出现转机，最终李梦鹤等人被单独定罪，桂萼得以免于重罚，被改任为南京工部尚书。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体现了明代政治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桂萼虽然在明世宗的支持下一度风光无限，但也因权力的膨胀和行事方式的争议，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即便如此，桂萼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终结，其后仍有国子监学生钱潮等人上书请求其还朝，显示了他在部分人士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声望。然而，明世宗对这些请求的愤怒反应，也透露出皇权对于臣子干预政治决策的警惕和反感，桂萼的复出之路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七、晚年生涯

嘉靖九年至十年间，桂萼的晚年生涯充满了病痛与皇恩的双重色彩。尽管身患重疾，桂萼仍多次因明世宗的眷顾而重返政坛，显示了其在皇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嘉靖九年，桂萼因健康状况不佳，数度请求退休，但明世宗不仅屡次慰留，还派太常寺卿魏璄探视，赐予药物与食物，表达深切关怀。这不仅反映了明世宗对桂萼个人能力与贡献的认可，也体现了君臣之间超越寻常的亲密关系。即便是在病中，桂萼依然尽心尽力，进献《三才日历志》，得到明世宗的高度赞赏，再次证明了他作为重臣的价值。

然而，身体状况的恶化最终迫使桂萼再次请求告老还乡，明世宗在万般不舍中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包括银两、衣物及金钱，以示对这位长期辅佐自己的老臣的尊重与感激。桂萼的离世，对明世宗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仅特赠桂萼以太傅的高位，赐予“文襄”的美谥，还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和葬礼，并对桂萼的后人给予了官职，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其家庭的照顾。

结语

桂萼的一生，是勇于担当与探索的一生。他不仅是嘉靖朝政治斗争中的关键角色，更是一位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家。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未能彻底实施，但其思想和实践为后来的张居正等人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桂萼的故事，是对明代中期复杂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映，也是对一个时代改革精神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