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国创业

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天国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杨秀清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宣告太平天国成立，并自称“太平王”。随后，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任命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为五军主将，其中杨秀清被任命为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占领永安州后，正式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并赋予他管治东方各国的权力。同时，其他四位王（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均需听命于东王杨秀清，确立了他在太平天国中仅次于洪秀全的绝对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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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的创业阶段，杨秀清虽然较少亲自指挥前线作战，但他对于内部军政的管理和战略规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初期，农民军队存在着严重的散漫和自私现象，这直接影响到了战斗力。杨秀清利用“天父下凡”的宗教手段，多次对军队进行说教，传达必胜的信念，成功凝聚了全军的力量和意志。尤其是在永安封王四天后，杨秀清处理了太平军内部的叛徒周锡能事件。周锡能在脱离太平军后投降清军，并被派回太平军内部企图行刺洪秀全。杨秀清通过“天父下凡”的方式揭露了周锡能的真实目的，并将其处决，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给太平天国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危机。这一事件极大地提升了杨秀清在太平军中的威望。

随着太平军撤离永安州，向北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攻打桂林失利后，杨秀清提出了“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构想，即主张放弃攻占重要城市，直接向东进发，占据江宁（今南京）作为革命的根本基地。这一构想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和支持。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杨秀清与萧朝贵联合发布了多篇檄文，号召汉族人民参与反清斗争，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影响范围。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九日（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进一步增强了太平天国的实力。在此基础上，太平军继续东进，于太平天国癸丑三年二月十四日（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将其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正式建立了“小天堂”。杨秀清初时以朝阳门内江宁将军署为东王府，后因地理位置问题搬至汉西门前长芦盐运使何其兴的府邸。杨秀清的东王府虽然不如洪秀全的天王府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极为豪华，被誉为“琳琅锦绣，焕若天宫”。

杨秀清每次出行的排场十分盛大，乘坐由五十六名轿夫抬着的大轿，沿途人员必须回避或者跪拜，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四、稳定政权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凭借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随着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的相继牺牲，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中的权力愈发集中。他通过居中调度和部署各类军事行动，使洪秀全实际上退居幕后，成为“虚君”。与此同时，杨秀清被加封了一系列宗教称号，如“禾乃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等，这不仅提高了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在太平天国的日常运作中，所有的决策和命令都出自杨秀清之手。无论是军事上的奖惩升降，还是文官的任免，都由他来决定，洪秀全仅负责最后的批准。所有奏章必须经过杨秀清的审查并加盖印章后才能呈交给洪秀全，即使是北王韦昌辉也不能绕过这一程序直接上奏。杨秀清还享有“立而不跪”的特权，在觐见洪秀全时无需下跪，这在等级森严的太平天国体制中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立足天京之后，杨秀清开始部署北伐与西征。太平军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及清军，但他仍然决定将有限的兵力分成三部分，既要防守天京，又要进行北伐与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人数仅有两万，尽管一度推进到了天津府静海县，但由于缺乏支援，最终在饥饿和寒冷中被迫撤退，并在阜城被围困。杨秀清派出的救援部队也未能成功，最终导致北伐军全军覆没。这一战略决策被后世评价为太平天国的重大失误之一。

相比之下，西征军的情况要好得多。虽然初期因为兵力不足而难以攻克南昌，但杨秀清及时调整策略，命令撤围九江，增兵西进。太平军在1854年春季第二次占领武昌，并进一步攻入湖南。然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湘潭、城陵矶等地接连击败太平军，形势再度紧张。杨秀清随即命令秦日纲和韦俊等守卫田家镇，并在湘军水师攻破田家镇江面防线后，派翼王石达开督师湖口，集中兵力与湘军决战。最终，太平军在1854年冬季大破湘军水师，解除了九江之围，并在次年春季第三次攻克武昌，取得了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