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书，乱世修典。

所谓的典，是指法典，就是说世道混乱之时要施严刑峻法。

而之所以要修书，一方面是盛世时期整个国家的凝聚力较强，缔造这个盛世的帝王一方面是想彰显功德，一方面也有留下具体例子教育嗣君的目的。

大臣也有这个动力，因为但凡是个文人，就想着自己也留一份经典的传世之作。

所以自隋唐以后，就有了这个习惯。

永乐皇帝修永乐大典，同样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文治。

不过朱厚照这次成体系的进行文化建设，却并不想用‘正德’二字来冠名。

第一，他所要进行的文化建设活动是超顶层设计，正德这两个字实在够不着涉及到民族之根、民族之魂这个层面。

第二，因为有永乐大典在前，再来个正德大典，极容易让世人误解，以为他只是想弄个永乐大典第二，所以还得花费很大的功夫去解释，而且还解释不好。何必呢？

第三，他没有那么狂妄自恋。

第四，你干得好，后人会把‘正德’二字赐给你的，子孙后代对于有贡献的祖宗非常的宽容，唐太宗、明太宗，都是杀过自己亲人的人，那又怎样？但你干得不好，用上这个名字也就是个笑话。

连日来他和王炳、杨廷和以及杨慎等人讨论的都是这些事。

而从第一天开始，他便不同意使用自己的年号。

关于地图的设想，也不是凭空而产生，在南京皇宫的奉天殿前，朱厚照和自己的大臣坐而论道，他说道：“此次对西北用兵，从京里的奏疏来看，不就是有人觉得哈密乃不毛之地吗？这其中不乏饱读诗书的朝廷大臣。朕以为这很危险。

南洋那个地界发生的事难道不足以令人警醒？土地、一定是不能耕种就不重要吗？十年前还可以这么说，十年后的现在作为朕的辅佐之臣还能这么短视吗？为什么佛朗机人就是要控制那条水道？”

地理决定经济，经济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文化观念。

农耕文化就是要温带区域、土壤肥沃、水流充足的地方。商业文化就需要掌控商路上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