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肇事者发生交通事故后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由此可见，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是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除此以外，肇事者还有救助义务。

从本案的案卷材料看，被告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同向行走的被害人发生碰撞，将被害人撞倒在路中间，同时被告人曾宇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随后被告人扶起电动自行车。

此时虽然正值夜里，但该路段来往车辆还是不少的，毕竟是去县里的主路，被告人曾宇完全有机会将被害人搬到路边或者打电话呼救，又或者拦阻过往车辆施救，但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由此可见，被告人知道自己撞了人，且当时具有救助能力。

二、被告人逃逸，未履行救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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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后，常见的情况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对被害人的受伤结果不管不问，逃离现场，致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该种情况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

第二种情况是肇事者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但是在履行救助义务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肇事者逃走，被害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这种情况一般只能认定肇事者交通肇事逃逸，而不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

第三种情况是肇事者将受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造成严重残疾的，该种情况按照上述《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本案比较特殊，被告人曾宇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并未马上离开现场，而在后车发生第二次事故后，隐瞒身份逃离现场，曾宇的行为是否算逃逸，确实不好认定。

我认为，是否构成逃逸，不应机械的理解，还应根据被告人曾宇的主观目的和社会危害性进行评判。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情形下，逃逸表现为逃离现场，但现实中“逃跑”的手段与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主要问题仍在于是否逃避法律的追究。

司法实践中，在事故现场躲藏、在现场谎称不是肇事者或者虽在现场但指使、同意他人冒名顶替等情形，其最终目的是隐瞒肇事者身份、逃避法律的追究，仍然可以构成“逃逸”。

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肇事者即使没有逃离事故现场，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其次，判断是否构成“逃逸”还应当看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应着重于审查肇事者在有救助能力的情况下是否履行了救助义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及案卷材料显示，当后车的肇事者向曾宇问询时，被告人曾宇隐瞒了自己肇事者的身份，并立刻逃离现场，被告人曾宇的主观意图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曾宇的隐瞒行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人在现场与不在现场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发现他就是肇事者。他不受被害方或者事故处理人员控制。

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人曾宇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三、被告人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存在介入因素（第二次碰撞）。被告人撞人后明知受害人受伤不能自救，在晚上的公路上车来车往，只要是正常人都会预见被害人随时有被后车碾轧的可能。

如果被告人曾宇在案发后及时履行救助义务，或者保护了现场，第二次碰撞的危害结果便不会发生，但此时被告人选择了逃逸、不作为。

因此，我认为，后车碾压行为的发生和介入是被告人曾宇可以预见的，也是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结果，更是他主观上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