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宣问道：“闹得久了，敌军不就疲了么？最初几天或许还会上当，几天以后便不会了吧？”

折御卿看了梁宣一眼，道：“他不上当最好。城内真正能战地只有不过五百人。一旦我军登上城头，只有这五百人能对我军构成威胁。若是上不了城墙，一个夷狄女子搬块石头也能给我军造成伤亡。我们如此闹腾，就是要让城中的这五百精兵昼夜不得休息。夜间闹归闹，什么时候攻城则在我，拓跋彝林若想守住这座城池，便只有时刻警惕一途。让主力下城休息，这样的风险他冒不起。如此只需六七日光景，城中这五百锐士就要变成五百疲卒了……”

王峻被贬往商州之后，汴京禁中中书门下省的格局顿时一变。

宰相中没有了一手遮天地权臣。原本应当是件好事，只是广顺三年四五月份中枢的局面，却是让京师的文武官员们越发地摸不透了。

冯道自立国以来便是首相，即便是在王峻权势熏天一手遮天的那两年，这位秀峰相国在名义上也始终只是次相。他能擅权。能够凌迫百官架空皇帝，主要还是因为冯道这个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挂着宰相的名头始终不肯问政。否则即便王峻在军方的势力再如何强大。以冯道的威望和人脉，也不可能在中书自如地呼风唤雨。

如今王峻倒台，冯道却仍然不肯问政，中书地局面一下子微妙起来。

中书门下省，冯王之下，班次最靠前的就是范质了。按照道理说，王峻倒台之后，即便枢密使的职务不能由范质兼任，但作为实质上的次相，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的加衔总应该给他。平心而论，范质在倒王和拥立晋王的事情上出力不可谓不少，即便是论功行赏，次相的位置也应该轮到他来坐了。

然而王峻倒台至今将近两个半月时间，宫内却静悄悄没有半分消息，范质仍然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谷也仍然以宰相身份兼判三司，新履任宰相不久地王溥暧昧地保持着低调，几个月来除了按例在政事堂押班轮值之外，不曾主动上过一道奏章。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冯道几乎闭门不出，王峻已经远走商州，政事堂内领衔押班的宰相却并不是范质，而是在王峻倒台之前被皇帝密旨召回京师的封为晋王的皇子郭荣。

皇帝老了，没有子嗣，后宫只有一位德妃，如今病得下不了床，也就是说，皇帝已经没有其他的继承人了，也不可能再有了。未来的皇帝宝座，只能是以前的太原侯如今的晋王——那个原本叫做柴荣如今却只能被叫做郭荣的人。

因此郭荣在中书地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虽还不是君，范质等宰相却要对他行半臣之礼，有他坐在中书，不要说范质，就是冯道老头子亲自过来理政，也不好在他面前拿大。

然而外人的看法终究还是浅了些，身在局中的人们，感受却又不同。

起码范质本人感觉有些郁闷，倒不是因为没能加衔为次相。

郭荣这个未来的君主，未免有些过分勤政了……

郭威做了皇帝之后，虽然在任用王峻的问题上令范质颇为不满。但是这位军头天子却深通权柄之要诀，明白君相共治方能大治的道理，因此除了一些涉及到夷狄藩镇问题的军事之外，绝大部分事情都听凭中书门下画旨，他本人地作用往往不过是在中书拟好的旨意上轻飘飘写上个“可”字。这种垂拱而治地模式历来为文官系统士大夫阶层所推崇，郭威的这种做派，也催生了宰相们“当家做主”的自觉意识。冯道不去说他，王峻和范质这对冤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想要做主地主观愿望。

这种情况自从郭荣入中书之后便大为改变了。

郭荣是奉旨总领中书门下的亲王宰相，因此他几乎每天上午都在政事堂参与处置军国大事，直到用过午饭才会回到开封府去视事。

有他坐镇，无论大小事务。宰相们再想商量好了就画旨地可能性就很小了。

郭威让郭荣进中书，总有那么一点点“学习政务”地意思，这一层范质等人倒是也能体谅理会。

只不过没想到，这位晋王殿下第一天入值，便在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内将三司六部九寺呈上来地几十份表章公文处理得清爽明白，也没有与三位宰相合议，便自行画了旨。当然。画旨之后，这位大王还是将旨意请当值的范质和王溥过目了一遍的。

平心而论，柴荣地处置在范质看来公允恰当无可挑剔，就算自己处理这些事情，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事情剖划筹措得如此明白清爽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