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叶飞拿出来看，是香江的号码。

他接起来。

“阿飞。”邓莉君的声音传来，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我......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那边......有消息吗？”

叶飞能想象她此刻的样子——可能刚结束录音，可能刚下舞台，找个没人的角落，拿着电话，手心出汗，既期待又害怕听到答案。

“君姐，”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有个初步结果。”

“你说。”邓莉君的声音更轻了，几乎是在耳语。

叶飞把王义说的八个条件，一条一条复述给她听。他说得很慢，很仔细，不掩饰任何限制，也不夸大任何可能。

电话那头很安静。只能听到细微的电流声，还有邓莉君轻轻的呼吸声。

全部说完后，叶飞停下来，等待她的反应。

沉默。长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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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到叶飞以为电话断线了，他轻声问：“君姐？”

然后，他听到了。

听到了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抽泣声。起初很小，像受伤的小动物，然后越来越大，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哭泣。那不是伤心的哭，是那种憋了太久、终于释放出来的哭。

邓莉君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

叶飞握着手机，没有说话，也没有安慰。他知道，这个时候，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他只是在电话这头静静地听着，听着那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女人，此刻像个孩子一样，哭得不能自已。

过了很久很久，哭声才渐渐平息。传来擤鼻涕的声音，然后是邓莉君沙哑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

“阿飞......谢谢你。”

四个字，说得断断续续，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君姐，”叶飞轻声说，“条件很苛刻，你真的......”

“我愿意。”邓莉君打断他，声音虽然沙哑，但异常坚定，“我愿意。五百人也好，五十人也好。唱审查过的歌也好，唱什么都好。只要能回去，只要能站在那片土地上唱歌，我什么都愿意。”

她顿了顿，声音又哽咽了：“你知道吗，我们的根在那里，祖坟在那里......”

她说不下去了。

叶飞闭上眼睛。

“君姐，”他重新开口，“那我们就去做。北京一场，上海一场。虽然规模小，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好。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真正的文化交流，而不是政治任务。”

“怎么做？”邓莉君问。

叶飞开始构思：“北京那场，我们可以放在音乐学院的小礼堂。邀请音乐院校的师生，文化界人士，还有一些......对两岸交流有贡献的人。上海那场，可以放在刚建成的音乐厅。曲目方面，我们可以准备两套——一套审查通过的，一套我们真正想唱的。现场看情况......”

“阿飞，”邓莉君忽然说，“你帮我太多了。这些事本来不该你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