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的是桑杰，拉吉给的头衔是“财务助理”。桑杰拖着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十几包咖喱粉和一件印地语的祈祷服。他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说是“找不到路”，其实是拉吉故意让他晚点来——迟到的人往往不被重视，方便藏事。

桑杰的工位在财务室最角落，靠着窗户，窗帘一拉，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他每天抱着账本“加班”，其实是在偷偷改报表。王会计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桑杰把“1000”改成“”，她也没看出来，只是说“这月开销怎么这么大”。

第二个来的是拉吉的发小，叫穆克什，管采购。他说自己在印度有“橡胶厂亲戚”，能拿到最低价。第一次进货，他就把每吨橡胶的价格报高了两百块，这两百块，悄无声息地流进了拉吉在开曼群岛开的账户。拉吉去仓库验货时，捏着橡胶闻了闻，说“质量不错”，其实他根本不懂橡胶，只懂怎么把钱装进自己口袋。

到2016年夏天，公司的印度员工已经有二十多个了。他们中午不跟本地人一起吃饭，自己带咖喱饭，用铝箔盒装着，打开时整个走廊都是辛辣的味道。有次小陈去食堂，看到印度员工用手抓饭，皱了皱眉：“怎么不用筷子？”

拉吉笑着打圆场：“他们习惯了，入乡随俗嘛，慢慢改。”转头却对穆克什说：“让兄弟们该怎么吃怎么吃，别惯着。”

王会计是第一个被挤走的。她发现桑杰改报表后，去找老陈告状，可老陈正忙着跟拉吉讨论“印度市场的大好前景”，没听完就摆摆手：“王姐，你年纪大了，先去仓库歇着吧，工资不少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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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姐收拾东西那天，拉吉“好心”去帮忙。他看着王姐把用了二十年的算盘装进纸箱，算盘珠子被磨得发亮，上面还刻着个“陈”字——那是老陈刚创业时送的。拉吉说：“这破算盘扔了吧，我给你买个新计算器。”

王姐把算盘抱得紧紧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是我跟陈总打拼的念想。”

拉吉没再说话，心里却在冷笑：念想？等我把陈家的钱掏空，看你还有什么念想。

2019年的中秋，月亮圆得像面镜子，挂在榕树的枝桠上。老陈在院子里摆了张圆桌，月饼、柚子、花生摆了满满一桌，大舅子、丈母娘、小陈，还有拉吉，围着桌子坐，说说笑笑，像所有普通的家庭一样。

大舅子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拍着拉吉的肩说：“妹夫，这几年辛苦你了，公司多亏有你。”他说着，拿起块莲蓉月饼，咬了一大口，“今年这月饼不错，哪家买的？”

拉吉笑着说：“朋友送的，说是香港老字号。”他的手在桌下攥紧了——那块月饼里，掺了点他托人从印度带来的草药粉，无色无味，少量吃只会让人肚子疼，多了……他不敢想，却又忍不住想。

没过多久，大舅子突然捂住肚子，眉头拧成个疙瘩：“哎哟，肚子疼得厉害。”他刚说完，就“咚”地一声倒在地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紫。

“快叫救护车！”拉吉第一个跳起来，声音里带着“惊慌”，手却偷偷把那块没吃完的月饼塞进了沙发缝。他蹲在大舅子身边，假装按压胸口，其实是在确认——人还有气，但快了。

救护车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像催命符。丈母娘哭着抓着拉吉的手：“这到底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就……”

拉吉拍着丈母娘的背，也跟着“掉眼泪”：“都怪我，不该买这月饼，肯定是过期了。”

医院的急诊室灯亮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医生出来说：“抢救无效，是急性食物中毒。”拉吉“哭”得差点晕过去，老陈扶着他，叹了口气：“不怪你，是意外。”

大舅子的葬礼办得很隆重。拉吉穿着黑西装，戴着黑袖章，忙前忙后，给来吊唁的人鞠躬、递烟，比陈家任何人都“伤心”。他甚至主动提出“大舅子没子女，他的股份我先代管，等孩子长大了再给他们”，老陈感动得直抹眼泪，当场就答应了。

那天晚上，拉吉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倒了杯威士忌。他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觉得那月光像大舅子的脸，惨白惨白的。他举起酒杯，对着月亮说：“对不住了，但我需要那笔钱。”

酒进了喉咙，辣得他直咳嗽，眼泪却没掉下来。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份资产清单，大舅子名下的5亿，已经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第一块肉，到手了。

2020年的夏天，泉州热得像个蒸笼，柏油马路都被晒得发软。公司的印度员工已经占了一半多，财务、采购、人事，核心岗位几乎全是拉吉的人。桑杰成了财务总监，穆克什管着采购部，连门卫都换成了拉吉的远房表哥。

老员工们开始陆续辞职。负责东南亚业务的李经理走那天，拉吉去送他。李经理看着办公楼里来来往往的印度人，叹了口气：“拉吉，你这是把陈家的公司，变成印度人的天下了。”

拉吉笑着递烟：“李哥说笑了，都是为了公司好。”

李经理没接烟，转身就走，留下句话：“小心遭报应。”

拉吉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如常——报应？他从贫民窟爬出来，早就不信那套了。

真正的摊牌，是因为一个文员。那个印度文员上班总迟到，还经常在电脑上看电影，老陈忍无可忍，让人事经理开除他。可第二天一早，全公司的印度员工都没来上班。

仓库的货没人发，港口的集装箱堆成了山，客户的投诉电话把前台的线都打爆了。老陈气得发抖，打电话给拉吉：“让他们立刻回来！”

拉吉在电话里“为难”地说：“爸，他们说……工资太低了，还说您偏心本地人。”

“工资低？我给他们的工资比本地人高两成！”老陈怒吼。

“可他们觉得不够嘛。”拉吉慢悠悠地说，“要不……涨点工资？再让桑杰当副总？”

老陈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你看着办吧。”

挂了电话，拉吉对着桑杰和穆克什笑：“搞定。”

那天下午，印度员工全回来了，桑杰的办公室门上挂了块“副总”的牌子。老陈没来公司，据说在家里躺了三天，头发白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