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贬谪巴陵郡之后，御史中丞张松与锦衣卫指挥使张三符在杨陵的暗中授意之下，缇骑四出，荆州、司隶、益州、扬州、两淮，大量的官员或贬或黜。

一时间各地官员静若寒蝉，暗地里称张三符与张松为“恶犬二张”。

但两头恶犬的绳子却被杨陵牢牢扯在手中，“乌台诗案”中只有官员被处置，但并没有人因此人头落地。

而普通百姓与没有功名的士子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在民间形成了两个对立声音。

士子们认为杨陵接纳匈奴对北地百姓是灾难，百姓们却觉得收回北地四郡大涨国威。

而朝堂之上，却已经没有其他的声音了。文武百官们都在为如何应对设立朔方刺史部后，可能出现的危险筹划预案。

首先是内阁的张居正第一个反应了过来。杨陵一反常态因为一个翰林院小吏醉酒的一首诗兴此大狱，为的是什么？

统一内部的声音，当然是为了对外用兵。

精明强干的张居正立即向杨陵进言，言军中兵甲陈旧，户部因拨款予以更换。

杨陵不仅大赞张居正居安思危，还赐下了一条玉带。

就在襄阳的文武们眼红张居正得到杨陵恩宠之时，一件大事在江东发生了。

中平十一年夏末，一向谨小慎微的江东都督、吴侯沈诚因替苏轼惋惜，写下了一首诗。

当日写下，三日后便被江东锦衣卫镇抚使曹化淳八百里加急送到了洛阳。

本来偃旗息鼓的御史们纷纷如饿狼嗅到鲜血一样扑了上去，谁都知道，拿下一个实封的侯爵比一个翰林院修书的功劳要大的多。

而且，朝中重臣们都知道，外放领兵的人中，楚公杨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吴候沈诚。

张三符亲自带着锦衣卫精锐赶赴江东，两淮张辽、丹阳孙策、吴郡的戚继光被勒令全军回营，随时待命。

但等到张三符进了吴县之后，沈诚居然老老实实的上了张三符的马车，带着妻女跟着张三符再次回到了襄阳。

汉水之畔，张三符与沈诚并列站在汉水边冲着汉水尿尿，引得下游浣衣的农妇与水中嬉戏的孩童怒骂不止，两人却全不在意。

张三符打了寒战，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吟诵道：“胡儿趋金迁朔方，楚公骄恣谋与虎。 降臣佞谀妄欺君，红袍紫衣缠相护。 ”